如果针对第三帝国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列出若干可作为其内部发展有代表性的事件，如“国会纵火案”、“长刀之夜”、“水晶之夜”、“万湖会议”、“七二零事件”等都应当位列其中。
这其中，举行于八十年前的“万湖会议”与“水晶之夜”同为纳粹政权针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历史性标志事件，但与后者相比似乎多了一层神秘色彩，留存的资料有限，诸多细节均语焉不详；那些参与会议的人除少数几个外，大部分并不为人熟知。
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就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对犹太人的看法，在充满偏激与敌视的言辞中，指责犹太人是德国1918年战败的幕后黑手，应该被作为叛国者统统绞死。
希特勒将反犹主义情绪与对的憎恨，以及对广阔的“民族生存空间”渴求三者混合，形成了自己的全新世界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犹太民族的学说，该学说的目的是“有组织计划地将全世界移交到犹太人手中。”他确信，犹太人已经统治了德国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鉴于此，他宣称纳粹主义的首要目标就是“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有这样才可以为雅利安民族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NSDAP）党纲中，全部25条纲领当中有至少5条直接针对犹太人问题，另有三条隐晦暗示了犹太人的威胁和必要采取的对策。
诚然，对于犹太人的种族偏见在欧洲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反犹主义的暗流不时涌动着浪花，从未消失。但是在德国，却伴随着这样一种现实——虽然犹太人群体的人口数量并不算多，可是却成为了这一个国家一个相对特殊的阶层，大多数享受着富足的生活。
1933年，也就是纳粹党上台执政的第一年，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公民数量为400935人，仅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同一时期，德国境内还生活着10万左右的外国籍犹太人）。但是，就是这些人中却占据了律师行业16％、医生10％、编辑与作家5％的比例。
此外，犹太人社区由于其独特的传统和极易辨别的特色，使他们成为一个特别显著的群体。
1930年代初的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十分严峻，失业人口高达600万。纳粹党上台时，全国有约13.5％的应就业人口处于失业状态。由于贸易逆差严重，大量资金用于在国际市场购买货物和原料。工业农业生产也因为资金不足而发展缓慢，银行又拿不出资金予以投资。
从1933年至39年，短短六年间，纳粹当局出台的反犹法案多达400余项。这当中尤其以1935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年会上通过的《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帝国公民权法》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这两部法案后来被统称为“纽伦堡法案”。
犹太人被禁止参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有数万犹太裔军人为了德国而作战，其中很多人因表现英勇而获得勋章。
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一直引以为傲，佩戴在左胸口的一级铁十字勋章正是一名犹太裔军官推荐其获得的。
希特勒十分珍视自己获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许多场合都会与纳粹党徽、战伤奖章一同佩戴。
同年，禁止德意志人的机构向犹太人企业投资。禁止非犹太人前往犹太人开设的商店购物。
1936年底开始，犹太人被勒令不可以从事医生、律师、公证员、教师（不得教授德意志人）等职业。
此后的限制源源不断，犹太人家庭禁止拥有收音机、禁止使用照相机，禁止与普通公民同乘汽车、同在一般商店购物……
到1939年，仍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在自己的祖国从之前的至少中产阶级彻底沦为了贱民。
还有一点也应当提及，纳粹当局对于德国境内的约两万吉普赛人也采取了类似针对犹太人的限制，并出台了专门法令。
然而，纳粹当局清楚，他们要排犹，同的更加需要发展社会经济，向世界展示新德国的伟大形象。
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便是这样一个绝好契机。为此，纳粹当局有意放缓了当年的反犹举措（参见前文1936年对犹太人的禁令）。
短暂停止的迫害曾让那一时期的犹太人错误认为最黑暗的时期已逝去。甚至在1933-35年间离开德国的7万余犹太人中有一些开始陆续返回德国——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世代生活的祖国。
尽管作为二等公民备受排挤，但是毕竟纽伦堡法案已经稳定了他们在德国社会中的地位。那些选择回国的人一致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同情他们的处境，所以迫害也仅仅时一时的状况。
然而，一切才仅仅开始而已。1937年开始，纳粹当局盯上了犹太人的财产，经济掠夺开始了。
此时全面负责德国经济规划的“四年计划”负责人、纳粹党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开始制定加速德国企业所谓“雅利安化”的方案。
1938年，纳粹当局要求所有财产超过5000马克的犹太人都必须在政府部门登记备案。那些是犹太法人的企业，甚至董事会中有犹太人的企业都被强迫要求接受资产改组甚至直接关门。此后有约39552家犹太人拥有的企业遭到各种打压、清算，到1939年仅剩20％的企业避免了被吞并或是“雅利安化”的命运。
1938年11月7日，一名此前居住在德国，被当局驱逐的波兰裔犹太青年在巴黎为报复此前受到的侮辱，开枪打死了德国驻法使馆三等秘书。纳粹内部的激进派于是抓住这个借口，在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煽动下（他企图以此挽回此前与一名斯拉夫女演员的性丑闻），并得到了希特勒许可后，11月9日晚，德国各地的纳粹冲锋队、青年团员在平民装扮下走上街头，冲进犹太人教堂、商店、私宅纵火、打砸、抢掠，到处都是窗户玻璃被砸碎的声音。
散落一地的玻璃渣在月光下闪烁着水晶般的光芒——“水晶之夜”因此得名。据统计，当晚仅损毁玻璃一项损失就高达600万德国马克，几乎等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玻璃生产价值。
暴徒们用斧头、锤子将犹太人的财物砸碎，将书籍、卷宗、资料抛进火中。或者将犹太人扔出窗外、拳脚鞭杖殴打，甚至直接枪杀。
时任党卫队安全警察总监的莱茵哈特·海德里希在11日给当时统揽德国经济的戈林报告中称：815处企业、29座仓库被烧或被毁，171处住房因纵火毁坏，191座犹太教堂被纵火——其中76座完全损毁。除此以外还有11座公共建筑、殡仪馆等被纵火。36名犹太人死亡、36名重伤，1名失踪。
报告中，海德里希也承认，由于报告是仓促写成，所以实际损失、伤亡很可能超过现有统计数字。
事实也确实如此，最终统计后，仅遭到破坏的犹太人商店就有7500家，被杀害的犹太人则有至少90人。
一段1938年夏季时拍摄于维也纳的影片，其实在破坏严重的水晶之夜前，街头就已然浮现了部分反犹的宣传图文和被破坏的犹太商铺。
据说海德里希本人对这种暴力方式并不赞成，这倒并非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而是他认为应当采用更加有计划性和“理智”的方式来处理犹太人问题。
“水晶之夜”是纳粹党传统街头暴力的终结，此后当局不再采用这种激进的方式针对犹太人。
因为经济损失太过巨大，令戈林十分忧虑，他担心国际社会的谴责会影响到德国贸易出口。
此外当晚的财产损失总计高达2500万德国马克（25％左右为窗户玻璃），这些赔偿就足以让德国的保险公司破产。他认为破坏和焚烧犹太人财产是极其愚蠢的做法。
为了避免更大损失，纳粹当局摆出了无赖嘴脸，要求犹太人必须负责清理遭受破坏的街道，自费修理他们的财物房屋。并且借口驻巴黎外交官的遇刺对犹太人扣除保险赔偿并额外征收10亿马克的税款，作为发生事件的惩罚。
当局做出以上决定的当日，又一条新的禁令发出：禁止犹太儿童进入德国公立学校。
1939年1月24日，戈林向海德里希下达命令（此时海德里希是党卫队首领希姆莱的副手，戈林也不再直接指挥党卫队事务，但仍旧能下达相关行政命令。）：“拟定在目前情况下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好方案。”随即，成立了由后者总揽的帝国犹太移民总局。
事实上，强制移民的计划早在1934年就慢慢的开始酝酿，但真正开始正式运作则要到阿道夫·艾希曼掌管犹太移民总局后。
艾希曼是德国人，但在奥地利长大。1933年纳粹上台后回到德国，加入了纳粹党并进入党卫队保安处（帝国保安总局前身），成为海德里希的下属。
他处事圆滑，善于察言观色，工作上也十分努力。他逐渐发现犹太人事务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纳粹党对于犹太人极端排斥憎恨，但对这个族群真正了解的人却很少，于是他开始主动学习犹太人的习俗、语言。事实上，这时的艾希曼并不是真正的反犹分子，甚至他家中还雇有一个犹太保姆。
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艾希曼负责在维也纳管理当地犹太人移民事务。犹太人为能得到离境签证，必须缴纳大笔费用，并且需要留下大部分私人财物。而那些付不起高额费用的犹太人要么需要去借钱，要么只能滞留，艾希曼则用各种手段迫使那些有钱的犹太人借钱给那些拿不出钱的犹太人。
短短数月，约有10万犹太人离开奥地利。同一时期内，从德国强制离境的犹太人仅有不到2万。
艾希曼在维也纳的成绩让他获得了上司青睐。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后，他受命在布拉格建立了第二个犹太移民机构。
不过，艾希曼的强迫移民方式其实不具备任何有效担保。那些离开奥地利的犹太人大多数人都找不到能确保接收的国家或港口。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在茫茫大海上漂泊，寻找同意接收的地方，停靠在一个个港口，而后再离开前往下一处港口……从欧洲海岸到中国的上海，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受尽了饥饿、困苦折磨，成为了那一代人无法忘却的回忆。
“犹太人问题不解决，欧洲将永无宁日……”这是1939年1月30日纪念纳粹党上台六周年的活动中希特勒的一段演讲的开场白。实际上，他从未亲笔签署过任何关于迫害、屠杀犹太人的书面指令，这也是一些人（如英国学者大卫·欧文）认为希特勒对于大屠杀并不知情的理由。
然而事实上，无论从他的以上言论还是从纳粹党的行政体系来分析，希特勒本人不但是一系列反犹行动的直接授意者，更是对一系列过程始终清楚并且间接掌控着。
在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中，对于血统、遗传、体格的健康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这种追求其实充满了讽刺，尤其是结合那些纳粹党领导人自身特征来看的话）。他们都以为，身体与智力的残疾是国家的负担，不利于民族的繁衍。
戈林与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左）、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图中的三位纳粹领导人并没太多所谓纳粹鼓吹的“雅利安人种”的外表特征。（照片摄于1942年乌克兰文尼察）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方面爆发。与此同时，在柏林，一个新的实验计划也开始运行。这就是纳粹当局的“安乐死计划”。
在这个代号“T-4”的计划中，那些被选中的德国人（无论种族），都将因痴呆、弱智、精神疾病以及先天的残疾，被以慈善收容的名义送往一些收容所或者监狱，在那里被带进用瓷砖砌成浴室模样的密闭房间，然后由灌入的一氧化碳结束其生命，之后火化。随后，死者家属会被告知其因肺炎等某些传染疾病而死亡，并收到据称是装殓死者的骨灰盒和一封通知信。
同一期间，各个医院被要求对三岁以下的残疾婴儿必须上报，父母则需要将这一些孩子送到指定的儿科中心进行“治疗”。实际上，这一些孩子都被用注射或者其它方式处死了。
尽管计划绝对保密，但是跟着时间推移还是逐渐为广大民众获知。1941年8月，纳粹当局迫于压力，下令结束了“T-4”计划。此时，死于该计划毒气室的人有约70273人，被杀害的儿童则有约7000人。
希特勒对于“T-4”计划是了如指掌的，这不单单在于他最终下令终止了该行动，而且该项目的负责人也是他亲自选定的，当中就包括了他的私人医生。
“T-4”计划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用来作为批量屠杀人类的实验室，这为后来纳粹建立更大规模的屠杀中心论证了技术可行性，积累了经验，并且训练了一批负责屠杀的刽子手。而且，该计划中的刽子手们已经很了解需要仔细检查死者的口腔，将镶有黄金的牙齿拔出为帝国牟利了。
随着波兰的占领，又有约250～300万犹太人沦入纳粹当局的掌控之中。紧跟在德国军队后面的是一支支党卫队特别先遣队，他们在占领的波兰城市、村庄搜捕犹太人，稍加不从或者企图逃跑的会立即处决。为了安置这些犹太人，纳粹在新设立的波兰总督区内划出了狭窄的犹太隔离区。
隔离区大多位于华沙、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等大城市，它们被一道道监狱般的石墙或装有带刺电网的高大砖墙所包围。犹太人被严格限制外出，只能生活在其中，并且只能在白天活动——因为这里的夜晚只有一片黑暗。
华沙犹太隔离区仅占整个城区面积的4.5%，却被塞进了近5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百平方米1309人，平均7个人分享一间屋子——在这平均数字之外是一些挤进20～30人，仅有20平方米的屋子。犹太人就如同囚犯一样被迫挤在数万间没有厕所、排水系统和浴室的公寓中。
相比之下在高墙的外面，同一座城市德国人居住的“雅利安人区”里是平均3个人分享一间屋子。
纳粹劳工阵线负责人罗伯特·莱对此评论说：“劣等种族的人只需要很小的生存空间。与优秀民族相比，他们只配得到少量的衣服、食物，接受最低的教育。”
过度的拥挤和毫无保障的卫生条件导致了肺结核、伤寒等疾病的蔓延，居住在隔离区的人整天只能漫无目的徘徊在满地垃圾与泥泞、拥挤不堪的街头。由于能轻松的获得的食物极其有限，饥饿导致人们大量死亡。
在华沙隔离区，每个人每天只能获得不足300卡热量的食物。街头随处可见奄奄一息的乞丐和倒毙的饿殍。收容所天天都会接受十多个弃婴，但之后能做的也仅仅是看着他们因饥饿和疾病死去。私空见惯的尸体让人们对死亡变得麻木，甚至孩子们有时会用街边死者的游戏取乐。
早在1937年，艾希曼就曾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运动组织有过接洽与合作，并试图大批进行犹太移民，曾有数千名犹太移民通过这一个渠道，躲开英国海军的封锁乘船偷渡至巴勒斯坦。
纳粹党卫队与犹太人复国主义者合作——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确实曾经短暂存在过。
艾希曼对此曾经说：“……我常对同我交往的犹太人说，如果我是犹太人，我一定是个复国主义者。”
然而，由于那时候巴勒斯坦地区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其又严格限制对当地的移民活动；再加上希特勒后来担心，如果大量让犹太人移民当地，可能会形成一个国际犹太人的精神中心；故而，该项方案便终止了。
这之后，德奥合并为德国又增加了20万犹太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又带来3万犹太人。波兰是欧洲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德国占领该地后猛增的犹太人数量让纳粹当局倍感压力。
1940年，德军占领北欧、西欧后，生活在那边的约57万犹太人中大部分也落入纳粹当局掌握中。
这时，德国外交部抛出了一项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新方案——将其集中驱逐到法国殖民地、非洲东南最大岛屿马达加斯加的计划。方案中计划法国将该岛交给德国管理，在那里设立犹太人居留地。
“马达加斯加计划”听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艾希曼本人对此也倾注了极高热情，他甚至将自己设想成为这个未来犹太世界的统治者。然而此时，战争不单单在欧洲大陆展开，通往大西洋、印度洋的各条航线也是激烈角逐的战场。孱弱的德国海军能否有实力保证这条航线的安全稳定呢？与英国人和解之前，恐怕欧洲大陆德国控制区各个港口的船只都难以出港，更不要说运输大批犹太人了。
相比这种风险与成本都十分高昂的方案，纳粹当局很快发现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替代计划。
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作为负责人在新设立的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召开会议。他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最终解决”。
“纽伦堡法案”的起草人之一、纳粹德国内政部法律专家威廉·施图卡尔特也曾经使用过这个词汇，不过那还是特指将犹太人全面驱逐出德国，并不包括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如前所述，纳粹当局在波兰的占领区内划出若干犹太隔离区以供安置这些“”。
当年12月开始，各地遣送犹太人、吉普赛人的火车源源不断开往各个隔离区，平均每天约有3000人。短短几个月后——1940年2月间，波兰总督区内的犹太人数量猛增至600余万。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下令开始了纳粹德国最大的一场军事冒险（“巴巴罗萨”行动），包括约60万轴心国仆从军在内的约400万德军越过德苏边境发动进攻。
如本文开头所说，希特勒将对苏联的入侵定义为清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而不仅仅只是一场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战争。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毫不留情地根除。
为此，海德里希亲自同德国陆军负责后勤保障的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少将进行会谈并在3月26日达成一致，由陆军向即将组成的党卫队特遣分队提供营房、后勤、运输、通讯方面的协助。
党卫队将派出A、B、C、D四个特遣行动队，编制上隶属于各支陆军部队，但在具体行动上则直接听命于党卫队命令。
4月28日，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布劳希奇元帅下达命令：“在他们执行任务期间，可根据其职责对平民采取对抗措施。”
特遣队每支下辖5支分队，由经过挑选的秘密警察、刑事警察、治安警察、辅助警察、武装党卫队员，以及运输、通讯、翻译、行政管理人员等组成（包括了若干女性队员），四个特遣队共约3000多人。
四支特遣队的目标除了犹太人，还包括了苏联的内务部（NKVD）人员、红军政治委员，以及所有对纳粹统治可能会产生威胁的人。
截止到1942年初，死在党卫队特遣队手中的犹太人达到了近50万，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总数约为3020000人。
A特遣队1941年半年时间在拉脱维亚共屠杀了35238名犹太人，占拉脱维亚全部95000犹太人的约三分之一。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兰格是党卫队盖世太保成员，他后来成为A特遣队负责人之一，并且亲自指挥了在里加郊区伦布拉森林的大规模屠杀。
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屠杀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当地的反犹主义者在党卫队特遣队到来之前，甚至德国军队到来时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屠杀，以至于当德国人到来后一度充当了旁观者。
而那些当地反犹主义者的凶残程度甚至连德国人都惊讶，与这一时期德国人惯常使用的枪决屠杀不同，当地人会用木棒将犹太人殴打致死，将他们烧死或者慢慢折磨而死。
而在乌克兰巴比亚尔的屠杀则是德国人枪决屠杀的典型，也是单一地点大屠杀人数最多的案例。
9月19日，基辅被德军占领，C特遣队随即开进这座乌克兰首府和最大城市。这里的犹太人社区规模十分巨大，人口众多。急于行动的特遣队在围捕犹太人时被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大量陷阱（诡雷）造成了一定伤亡，这使得德国人的杀戮变得更疯狂。
9月29日，第一批犹太人被驱赶到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峡谷，在德国人强令下脱去衣服，一排排站到一处提前挖好的深沟前，随后被射杀。随后，党卫队士兵会跳进沟中，踩着尸体，对那些可能还活着的犹太人补上一枪。德国人认为已经没有活着的人后，会下令另一些犹太人铲下沙土覆盖在尸体上边，然后是下一批……
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该地都是德国特遣队的集体处决场，除犹太人外，还有吉普赛人、精神病患者、苏军战俘等都是屠杀的对象。据估计，在这里被德国人屠杀的人总数超过10万。
1943年8月，面对不利战局，党卫队为了销毁证据，驱赶当地集中营囚犯，花了六星期时间将尸体挖出并且焚烧销毁。
德国人通过种种方式销毁屠杀证据，尽力掩盖，但总有少数幸存者侥幸逃脱，一些零星物证得以留存。此外，得到消息前往围观的德军士兵也会将一些拍摄的照片或者所见场景透漏出去。因此，这些屠杀也逐渐为人们所知。
海因里希·希姆莱也曾亲自前去参观这类屠杀，并且据随行者回忆说目睹大规模枪杀后，这位党卫队最高领袖表现出了明显不适的征兆，随后抱怨行刑士兵枪法太差——因为有些妇女中枪后并没有立即死去，还躺在地上抽搐。
实际上，不单是希姆莱，就连那些最冷酷无情的特遣队刽子手们在经历了反复的处决屠杀后也出现了不良反应：有些人因精神压力过大而需要住院治疗，一些人不得不依靠酒精才能继续执行任务，还有一些人则申请离开了特遣队，甚至有一些人没办法承受心理上的压力而自杀。
希姆莱认为这种集体枪杀的方式效率过于低下，指示应当寻求一种更高效、更“文明”的方式。
技术部门给特遣队配备了一种密封起来的毒气卡车，将犹太人关入车厢后，行驶中排出的一氧化碳废气直接灌入紧闭的车厢，大约15分钟后就可以将里面的人全部杀死，一辆车一次可以装进约40名被处决者。卡车直接开到填埋场，没有枪声、看不到流血，也基本上没有痛苦的。
1941年9月10日，希姆莱在对属下的训令中说：“元首要求从西到东将旧帝国和保护国中的犹太人尽快驱逐干净。”之后他签署了相关加快处决犹太人的命令。
为完成我在1939年1月24日委托您的，关于采取最适合的方法，通过移民或疏散解决犹太问题的任务，现在需要您负责在组织、技术及物资领域做好所有必要准备，以期在德国控制下的所有区域中完全解决犹太问题。
此外，您要尽快寄给我一个为最终解决犹太问题在组织、技术和物资领域所采取的初步措施的细节草案。
依照此项命令，海德里希向直接隶属于他的党卫队犹太事务负责人艾希曼布置任务，要求他草拟一份邀请函，对象是纳粹政权中各个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或代理人。所有收到邀请函的人都将参加一场会议，目的是商讨关于解决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
实际上，这根本无需商讨，因为“最终方案”的完整规划此时已经在海德里希以及作为他犹太事务代理人的艾希曼心中确定了。而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就为了能够尽可能将一切有关部门的资源调动起来，配合党卫队的行动、服从党卫队的指挥。
9月24日，海德里希被晋升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一天前他已经被希特勒选定为驻捷克布拉格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同时他还继续担任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的职务。
这时的海德里希已经是纳粹党卫队中仅次于希姆莱的二号人物了——不单掌握着秘密警察和纳粹情报机构，还管理着帝国最重要、最富庶的占领区。
3天后，海德里希踌躇满志，前往布拉格上任，临行前他把解决犹太问题的工作委托给了艾希曼，命令他继续筹备准备中的会议。
会议日期初步定在了1941年12月9日，地点位于柏林万湖（Berlin Wannsee）。
12月5日，进攻莫斯科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停止进攻，装甲部队随即开始撤退。
12月6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战线日，日本海军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
这些情况使得纳粹当局一定要全力应对，同时希特勒要求召开帝国议会，所以，万湖会议被推迟到了次年一月。
1942年1月8日，新的邀请函发出，新的会议时间被确定在了1月20日午时。
这是一栋豪华别墅，建成于1915年，最早是一位犹太实业家所有，经过几次转手后，1940年被党卫队连同里面昂贵的家具和挂毯等一并收购，之后用作招待所及会议中心。
这里距离市中心较远，但交通十分便利，附近有火车站，而且别墅与车站间也安排了专车接送。最重要的是，这里客房的价格比起昂贵的柏林大部分酒店要便宜的多——当然，这里只接待党卫队成员及其家属。
参会的官员中，除召集人海德里希和组织者艾希曼外有13人，分别来自于党卫队、帝国总理府、司法部、内政部、外交部、经济部门、以及纳粹党务部门和东方占领区政府。
此前邀请函中一些部门的首脑并未亲自出席，而是派出了自己的副手或是代表参加会议。
出席者中虽然并不是所属部门的最高领导，但却都是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或拥有相关重要职务。
-帝国中央保安局驻波兰总督区代表、党卫队区队长埃伯哈德·尚伽斯（法学博士）
-党卫队驻拉脱维亚特遣队副指挥、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鲁道夫·兰格（法学博士）
会议在中午召开，海德里希在开场白中首先特别强调了戈林赋予他在犹太人事务上的绝对权威。接着，对帝国立法驱逐犹太人以及强制移民的过程做了简要回顾。然后，他告诉与会者，在进一步的强制移民计划被迫停止后，考虑战时也许会出现的隐患，元首批准了将总共约1100万欧洲犹太人迁徙至东部的方案。
海德里希在一个个列举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口数量后强调说，被迁徙的犹太人将会被分配从事繁重的诸如修筑道路一类的体力劳动，而这些劳动将极大减少他们的数量。余下的人即“这个种族中最强健的因子和种族复兴的核心力量”将不得已遭到“相应的处理”。
随后，海德里希又阐述了要实现这一目标所一定要满足的条件和需要完成准备。在之后对于混血犹太人和混合婚姻中犹太人的问题讨论中，海德里希明显越过了纽伦堡法案所界定的范围，这引起了斯图卡尔特的不满，他认为这是对法律权威的公然藐视和对自身的冒犯。
混血犹太人指的是那些父母或者祖父母有犹太血统而被认定为属于犹太种族的人。曾经有极端的纳粹种族学者企图将那些仅有1/8犹太血统的人也定义为犹太人。
经过一些纳粹当局中尚存良知的种族专家争取后，纳粹德国种族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族群：混血种。
官方统计，有约30万半血统和1/4犹太人被划为混血种。这些人虽然逃脱了纳粹当局最严酷的迫害，但是却又不得不面对自身那一部分犹太血统带来的各种负担。
四年计划的代表纽曼提醒各位注意不可以因迁移犹太人而破坏重要的军工及经济生产，因为那些机构中有大批的犹太劳工。
来自波兰总督区的国务秘书布勒博士提出优先迁徙在总督区的250万犹太人，因为那里运输更方便，而且数量已经接近饱和，成为了重要不安定因素。
由于关于万湖会议的相关文件和会议记录几乎都在事后被销毁，至今无法确定海德里希是否向参会者透露了正在波兰建造的第一批专门用于“最终解决”犹太人的灭绝营的情况。但有一点能确定，参会者中至少有几位很清楚这一事情——如艾希曼和缪勒。
会议最后，在喝着红酒，享用各式精致食物的间隙，众人继续讨论了关于“各种可行性解决方案”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达成了一致共识即：各部门必须无条件支持与配合在党卫队主导（海德里希负责统揽，艾希曼作为具体执行联络人）下的“最终解决方案”。
海德里希感到如释重负。在和两位下属缪勒和艾希曼讨论了运输犹太人所需的铁路车辆及调度时刻表等细节后，有着音乐家天赋、但平日不形于色的海德里希举着酒杯在别墅的壁炉前唱起了歌，他甚至还站到了桌子椅子上放肆庆贺。
万湖会议让海德里希的权力逐步扩大，同时也标志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处理态度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纳粹上台后就开始在德国境内建立了若干个集中营用以关押那些所谓的“帝国敌人”。这当中包括：人、社会人、异见分子和那些与纳粹政权敌对的人。另外，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精神病人、残疾人等也是这些集中营的关押对象。
从1933年3月达豪集中营运行开始，一系列集中营如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拉文斯布吕克就成为了纳粹施行恐怖统治的代表。
然而，这些集中营虽然每天都存在着死亡与杀戮，其他的还有一些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些集中营的基本功能还是关押与强制劳动，并非用于专门的种族屠杀。
不过，改变从1940年8月希姆莱下令在波兰建立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从这时候开始，一个新的名称“灭绝营”诞生了。
奥斯维辛与第二年建成，紧邻的比克瑙集中营构成了纳粹德国最大的集中营，这两座集中营兼具了劳动营与灭绝营的双重功能，也成为了后来知名度最高的纳粹集中营。
如果说之前的灭绝营还会关押不一样的种类犯人并强迫其劳役的话，接下来开始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的则只有一个功能：杀人，用流水线作业方式不间断的杀人。
每当一列列满载犹太人的火车通过专门铺设的铁路线驶入为这些灭绝营专门修建的火车站后，所有犹太人被从货厢中赶下火车。这时车站上还会有乐队演奏乐曲，有人会告诉犹太人这是为安置他们新设立的营区。
之后，犹太人会被带领进入营区一条通道，这里还栽种着鲜花。犹太人随后被要求脱光衣服，将随身物品放在指定地方，然后被驱赶着进入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
他们被告知要淋浴消毒，但是通常一间毒气室会被塞得满满当当，然后门被关闭，党卫队刽子手会通过专门修建的通气孔注入毒气。半个小时后，所有死去的犹太人在被取走有利用价值的金牙、戒指、头发后，直接送入大型工业用焚化炉。再之后，骨灰被撒入附近河流或是就近掩埋。
每座灭绝营都会以这样的流程不间断生产着死亡，直到被纳粹当局认为达成目标而先后关闭。
“我在这里坦白的给你们讲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我们之间，能这样开门见山地谈，但却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当100具尸体躺在一起，你们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或是500具尸体，甚至1000具。为了弄清这一点，在执行的时候，人类的弱点会允许例外发生，保持我们的一致性，这才能使我们坚强。这一光辉的一页不能，也永远都不可能写进我们的历史。”
